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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村改革的三个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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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到用时方恨少。近期,因采写一个农村土地流转的新闻专题,找来一摞书籍中恶补“三农”知识。其中,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安徽农村改革》一书用语通俗,叙述精当且多有故事,給我留有深刻印象。 作为《安徽文化精要》丛书第一辑的组成部分,《安徽农村改革》“以时间为主线,首次从文化的视角全面阐述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江淮大地的农村改革实践”(编者语)。而今,无论政界或者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开放始于安徽。 为什么是安徽?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带有这个疑问。疑问中,看到一些不曾听闻的三个历史细节: A、1959年7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帆前往无为县调研。当地有群众向他哭诉:“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只有死,没有别的路了!”在石涧区沿河稍村,十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饿死的人被草草掩埋,腐尸之臭味让人作呕。 B、1977年秋天,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调研,走进一家破烂农舍,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迎上前。当万里提出想看看她的孩子时,妇人面带难色。被一再追问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里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原来,她用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余热,把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在里面取暖。 C、1993的一个夜晚,太和县一农民军属因交不起各种税费,被乡里干部用手铐烤上关押起来。他趁着看守打瞌睡之机,翻窗逃出,戴着手铐,沿着铁路一气跑了60里路,摸到政府招待所时任太和县县长马明业的房间,跪在地上求救。 上述史实成因各异。A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天灾更是人祸,致使安徽农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粮食短缺,市场萧条,农民生活困苦不堪。B是“农业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导致农业生产不进反退,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农民生活异常艰难。C则是税费种类多且征收混乱,直接造成农民负担重,与干部关系恶化冲突不断。 穷则变,变才有可能通。针对这些不同的主客观因素,安徽官员与民众铤而走险,从试水“责任田”,到“大包干”,再到农村税费改革、乡镇机构及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成就被外界所称道的“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 当然,这一“敢为人先”的代价与风险也是不被外界所体味的。因为坚持搞“责任田”,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认定“犯了方向性错误”,被免职并调离安徽。 另有一幕情景因被媒体大肆报道广为人知。1978年11月24日晚,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张皱巴巴的字据上,以中国最古老的方式按下充满悲壮意味的红手印。 之前,在紧张的气氛中和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他们签下一份带有5个别字的“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为什么是安徽?也许,答案就在历史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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